今年五月，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公开讲演中，提到了“两个舆论场”。他引用了一句网上的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基于这个调侃，他承认中国的确存在两个舆论场。早在2008年，人民日报建立舆情观察室的时候，就提出要打通体制内和民间的两个舆论场，2011年，又以郭美美事件破题，发布过一篇题为打通两个舆论场的文章。
 

不仅人民日报社长这样高级别的宣传官员承认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但凡经常泡BBS混微博的普通人，也会有这种体验。这是中国的特色吗？
 

两个舆论场的形成：后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
 

的确存在这样的观点，两个舆论场是中国特色。这和我国的传媒体制有关。中国不仅存在着官方色彩浓厚的所谓官方媒体，也更大量地存在着看似官方色彩不浓但实在被官方所管控的所谓市场化媒体。而对应的，在BBS、微博之类的网络服务中，个人色彩明显，官方管控相对薄弱。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媒体的总编辑们，在微博上的话语，和那家媒体的论调，截然不同。
 

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点。两个舆论场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因为虽然这其中有中国独特的媒体体制原因，但更多的，则是互联网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舆论。这方面相关学者的论述极多（比如西方的李普曼，中国的陈力丹），我愿意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舆论的英文是public opinion，也就是意指进入公众视野的观点才叫舆论——你自己的看法不为大众所知，也谈不上是什么舆论。
 

观点进入大众视野的最主要办法是通过媒体，如果进入的是高覆盖的所谓主流媒体，就可以被视为主流观点。但媒体具有把关人的作用，在层层审核的体系面前，要进入媒体并不容易。故而，所谓舆论，就是精英阶层的观点——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观点，大部分符合媒体人士自身的看法。
 

另外一种进入大众视野的方法是集会、游行或者演讲等。不过，这些方法也需要媒体的配合。除非场面足够大，异于主流看法的观点很难进入媒体，这也就意味着这个观点的覆盖面仅限于特定的人群（比如参与集会者、聆听演讲者）。如果所在的国家对于集会游行等有多种限制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几乎等于不存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舆论和大众媒体几乎是共生物。不能进入大众媒体的看法，其实并不存在。我们通过媒体来看世界，媒体里没有的，自然就是不存在的。过往的媒体，其实是“只读”的媒体，就像一张被上了写保护的软盘，人们只能从中获取信息，但却很难往里添加点什么。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互联网的早期服务里有BBS（比门户更早），人们利用这种服务已经将媒体世界变成了一个可写的世界。不过早期互联网用户很少，对既有媒体对舆论的垄断没有威胁性。随之，互联网转了个弯，又开始向只读发展，代表物就是其实和传统媒体没什么两样的单向传播的载体：门户。
 

UGC（用户贡献内容）大潮大致在04-05年到来，最标志性的应用就是博客。大规模的可写媒介出现。中国在顶峰时期有1亿个博客，其中不乏出身草根的非媒介人士的所谓名博。如果说长篇大论的博客还不是人人都能长期参与的话，那么，140个字的微博就能满足很多人的需求了。如果你连140个字都懒得写，按个转发也行。转发就意味着你的态度，你的写作。事实上，转发比评论来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在增加内容，而且在加快传播速度。
 

UGC在我看来，赋予了人们将文本重新诠释意义的可能。固有的所谓专业的把关性质的媒体是一种结构化组织，它们生产结构化的文本。但UGC让所谓的受众得以去解构这些内容。在商业或者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媒介的兼并加剧，结构化日趋明显。但同时，话语散落在江湖，越来越多的人在发表抑或明智抑或愚蠢的意见。通常前者是长篇大论的精心编排的，后者则是碎片化的乃至下意识的。这是我所谓的“后媒体时代”——这个后字借用了后现代社会的后字意味：它本身代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一种结构与解构的对抗。
 

两个舆论场是后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是互联网发展让人们越来越多可以进行写操作的必然结果。它很难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多元化已经不可阻挡。只不过，如果非要说有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在政治（包括大量无法上升为政治事件但其实和政治有关的社会事件）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中两个舆论场特别明显罢了。
 

两个舆论场的特征：一统 vs 离散
 

姑且把因媒体而形成的舆论场称为第一舆论场，把因UGC而形成的舆论场称为第二舆论场，很显然，两者截然不同。
 

第一舆论场是大一统式的，它有一个主旋律，一个主意识形态，一个主价值观。它的背后不仅是政治，还有数千年承袭下来的文化。标新立异的媒体不是没有，但不是主要的。观点另类也不是没有，但依然不是主要的。第一舆论场上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很难想象在社会还算大体稳定的前提下一夜之间产生巨变。
 

但来自用户的逆袭的第二舆论场——虽然在表达上我把统而称之，其实相当散乱。微博上并不是简单的“左右之分”，所谓的美分党（即指和主流媒体表示异议的人）也不是紧抱成一团。在第二舆论场上，个人的看法，在先发后审的机制下，把关人其实就是个人自己。
 

微博/博客的舆论场当然带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一些人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或读者来比较夸张地表达。BBS的表演成分稍许少一点，但为了一个帖子的点击量，发布者也会尽可能地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来写作。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就是个“异”字。这里不仅有与主流表示“异”，同样也有与第二舆论场中某些观点表示“异”。
 

当受众变为传者时，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比如与主流异见能彰显自己卓尔不群的品味和见识），解构已经结构好的内容，成为互联网上每秒钟都在发生的事。媒介有媒介一套伦理和戒条，它们产生的信息是组织生产的信息。但个人却只有个人的好恶，产生的信息融入了大量个人的特征。一样米养百样人，当人真正意义上将自己融入ta所生产的信息时，千奇百怪、论调迥异、支离破碎，就再正常不过了。
 

相对于第一舆论场的有秩序而言，第二舆论场没有。第二舆论场用情绪说话的特征极其明显，人们用转发行为就表达他们对某些事的立场。通常意义上，个人不会有这个心情也不会有这个可操作性去验证每一条微博所代表的事实与否，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态度。在第二舆论场中，立场即真相这一点，远远超过第一舆论场的。
 

当然还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不同的人媒介素养不同。有些人会谨慎克制地来表达ta的态度，但有些人则不会，而有些人则真的相当容易轻信。故而，无论是主观上的立场，还是客观上媒介素养之类的技能，它们的不同必然导致第二舆论场并不像第一舆论场那样铁板一块。而互联网的诸多亚文化群落，便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如何应对两个舆论场：用公众喜欢的方式表达
 

两个舆论场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比如说当社会大范围地洋溢着仇富仇官的心态（其实很诡异的是，仇富仇官的很多人，并不反对自己或家人成为富翁或官员），又或者民众对统治第一舆论场的政府呈现出极为不信任的状态。这些冲突存在失控的可能，最终引向社会的混乱和体制剧烈的改变。这一点，最近几年一些国家的变化已是明证。
 

出于解构目的的第二个舆论场，除非关闭互联网这种可以让普通人发言的工具，又或者除非改造人们生来就喜欢恶搞的天性，它将永远存在，并且不可能被一统成某个状态。
 

唯一需要改变以及能改变的，就是第一舆论场。这个舆论场与第二舆论场那种相对随意化所不同，它其实本来就是精心打造出来的。故而，换一种方式去精心打造它，没什么不可以的。但这种改造，并不是“迎合公众”——任何一个严肃的媒体都不愿意做媚俗的事，而是“用公众喜欢的方式说话”。
 

人民日报是一个非常的不错例子。按照张研农的说法，人民日报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做了很大的调整。不过，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一点，人民日报的头版基本上数十年没怎么变过（无论是版式还是论调）。这方面怪不得公众对它有刻板印象，头版是一家报纸最重要的议程设置，头版的不变，又怎么能期望公众对它的看法有改变呢？
 

的确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民日报很难改变它的头版。不过，它进入微博后的人民日报官微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微博经常用公众能接受的方式发出内容，在微博这个第二舆论场上不得不说是广受好评的。这个目前拥有175万粉丝的官微，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内容，意识形态上还是属于第一舆论场的，但表达的方式，早已不是人民日报的风格了。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形成了中国的中间阶层（很难用中产阶级来定义他们）。他们熟练掌握了互联网这个工具，但他们又对生活充满了不满：物质上希望更高一层，精神上希望体制有些改变——我甚至稍微武断地推断一下，他们是中国最不满的一群人，但又是最容易发声的人。与他们对话，必须要承认的是，有些深层的观点其实并不相同。故而，重点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
 

一个正常的现代文明社会，是不大可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思想大一统的时代早就已经作古。人们在各种事件上看法不同，思想上的异端才是正常现象。媒体的职责“说服公众”很大程度上需要被转移为“求得理解”。八十年代就喊出的口号“理解万岁”，一直到今天才被一些媒体稍微地那么意识到了一点，可以说是不幸，但也可以说是幸运：总算意识到了。
 

第二舆论场每天都会有些新的变化，有的变化合理且有生命力，有的变化不合理且纯属昙花一现。随着时代的进步，第一舆论场也必须发生变化——虽然很缓慢——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可能就是第二舆论场。
 

本文来源于It Talks–上海魏武挥的博客 http://weiwuhui.com , 原文地址： http://weiwuhui.com/4988.html